元富证券 AI国际合作的中国声音

在日前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，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》（下称“行动计划”）。作为中国首份聚焦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的综合性文件，行动计划不仅以务实举措响应了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、弥合数字鸿沟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倡议，而且从数据到算力、从开源到赋能、从人才到规则、从治理到伦理，构建了一个覆盖人工智能发展全要素、全链条、全周期的国际合作框架。

核心内容：八项行动的系统架构

从大语言模型到多模态AI，从科学发现到产业变革，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展与蔓延。然而，技术的飞速进步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算力鸿沟日益扩大，数据壁垒不断加固，人才分布严重不均，治理规则碎片化加剧，这些挑战绝非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。与此同时，人工智能的“双刃剑”效应日益显现。算法偏见、隐私侵犯、错误信息扩散、深度伪造等问题频发，对全球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、推动全球协同治理，从“可选项”变成了“必答题”。

行动计划从数据、算力、生态、赋能、人才、规则、治理和伦理八个方面，提出了八项行动，构成了一个从基础要素到上层应用、从技术创新到制度保障、从产业发展到人文关怀的完整体系。

一是通过优质数据供给行动，筑牢人工智能的“原料根基”。行动计划提出的“优质数据供给行动”一方面强调推进数据高效、便利、安全的跨境流动，尤其是要通过“可信数据空间”这一制度创新，在安全与便利之间寻求平衡点，既保障数据安全又释放数据价值，另一方面倡导协同构建高质量语料库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，推动多语种语料共建共享，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筑牢坚实基础。

二是通过智能算力普惠行动，弥合全球“算力鸿沟”。行动计划提出的“智能算力普惠行动”既主张推动智能算力设施的互联互通，又倡导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普惠智算服务，同时呼吁联合建设绿色能源驱动基础设施，推动智算设施绿色低碳发展。

三是通过开源生态共享行动，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共同体。行动计划倡导共建国际人工智能开源社区，开展开源社区国际交流与合作，推动通用大模型、基础算法、工具组件共享，并提议协同制定开源合规体系与安全准则，同时强调支持各国基于开源模型开展本土化创新，构建开放共享、安全有序、协同共治的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。

四是通过人工智能深度赋能行动，让技术红利惠及千行百业。行动计划聚焦于应用的广度与深度，强调深化“人工智能+”合作，搭建跨国产业合作平台，支持面向发展中国家数智能力建设，同时倡导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，推动人工智能在科学、制造、医疗、教育、农业、治理等领域应用赋能，并以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发展、改善社会治理和增进民生福祉。

五是通过数智人才共育行动，培养面向未来的“数字原住民”。行动计划从人才培养的全链条出发，指出要共建拔尖数智人才联合培养机制，推动高校、科研机构和企业国际合作，同时协同制定职业标准与技能认证体系，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多元化、复合型人才支撑；不仅如此，“数智人才共育行动”强调要提升社会公众人工智能素养，同时关注和保障弱势群体权益，特别是要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对就业的影响。

六是通过规则标准共建行动，构建可互操作的制度框架。行动计划致力于解决当前国际治理中最突出的碎片化问题，明确倡导共建人工智能标准规范体系，推动国际标准制修订，协同构建标准对接协调机制，促进标准体系包容性与互操作性，同时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、治理规则、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。

七是通过安全治理协作行动，筑牢人工智能的“安全防线”。行动计划明确倡导共建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机制，加强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共享和应急处置合作，防范人工智能技术误用、滥用，同时研究提升人工智能可解释性、透明性、安全性，加强人工智能数据治理，以及建立开放性平台，共享最佳实践，在全球范围推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国际合作。

八是通过人工智能向善行动，回归技术的“人文温度”。行动计划鲜明主张贯彻落实以人为本、智能向善理念，推动构建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，同时提出要消除种族主义、歧视和其他形式的算法偏见，保障公平性和非歧视性，并推进AI科研国际治理合作。

全球意义：超越文件本身的深远影响

行动计划的发布，不仅在于它提出了八项具体行动，更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理念，即人工智能不是少数国家的“特权”，而应成为造福全人类的“公共产品”；人工智能治理不是零和博弈的“角力场”，而应是协同共治的“合作网”；人工智能发展不是强者恒强的“马太游戏”，而应是普惠包容的“共同事业”。因此，从全球视角看，行动计划将在理念引领、制度供给、南南合作和治理范式等多个层面产生巨大价值外溢和深远现实影响。

首先，从理念引领的角度审视，行动计划将“国际公共产品”从愿景推向实践。八项行动的每一项行动都在将“公共产品”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。这种从理念到制度的转化，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范式。

其次，从制度供给的角度审视，行动计划填补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“制度空白”。在数据领域，它提出了跨境可信数据空间的制度创新；在算力领域，它首创了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普惠智算服务模式；在开源领域，它倡导共建国际开源社区的新机制；在标准领域，它推动构建标准对接协调机制。这些制度创新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新的“公共产品”——不仅是技术意义上的，更是制度意义上的。

再次，从南南合作的角度审视，行动计划为“全球南方”注入了发展新动能。从“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普惠智算服务”到“支持面向发展中国家数智能力建设”，从“为全球南方贡献公共科学产品”到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”，行动计划始终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优先位置。

从治理范式的角度审视，行动计划标志着从“各自为政”走向“协同共治”。行动计划是要通过“标准对接协调机制”“发展战略对接协调”“治理规则对接协调”等方式，在尊重各国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。这种“和而不同”的治理思路，既避免了“一刀切”的刚性约束，又防止了“一盘散沙”的无序状态，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第三条道路。

实施前景：从“纸面”到“地面”的关键路径

任何宏伟的计划，最终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。行动计划从发布到落地、从文件到现实、从倡议到行动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跨境数据流动如何平衡安全与便利？普惠算力服务如何确保可持续？开源生态共享如何兼顾开放与秩序？规则标准共建如何协调多样性与统一性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，在合作中持续完善，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多方持续发力。

在机制建设层面，需要让合作从“倡议”走向“常态”。行动计划提出了许多合作倡议，但要将其转化为常态化合作机制，还需要配套的制度建设，如“跨境可信数据空间”的建设运营需要明确的法律框架和技术标准，“普惠智算服务”的提供需要可持续的资金机制和服务体系，“国际人工智能开源社区”的共建需要明确的治理规则和运营模式，相应地，有必要建设人工智能全球应用合作中心，搭建供需对接平台，高效务实推动项目落地，并且这些机构化、机制化的安排，将是行动计划从“纸面”走向“地面”的关键保障。

在参与主体层面，需要让合作从“政府主导”走向“多元共治”。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不能仅靠政府推动，还需要企业、高校、科研机构、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。行动计划在“数智人才共育行动”中提出“推动高校、科研机构和企业国际合作”，在“开源生态共享行动”中鼓励“开展开源社区国际交流与合作”，体现了对多元主体参与的重视，未来如何进一步激发各主体的参与积极性、如何建立有效的公私合作机制、如何保障各方的权益与责任，将是行动计划实施过程中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。

在动态调整层面，需要让合作从“静态方案”走向“敏捷治理”。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，治理规则也必须与时俱进，而行动计划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框架，需要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技术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，正是如此，“敏捷治理”的理念在行动计划中已有体现，如在“安全治理协作行动”中提出“研究提升人工智能可解释性、透明性、安全性”，在“规则标准共建行动”中提出“推动国际标准制修订”，这些表述都蕴含着持续迭代、动态优化的精神，而面向未来，建立常态化的评估与更新机制，才是确保《行动计划》始终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保障。

在信任构建层面，需要让合作从“利益驱动”走向“价值认同”。国际合作的基础是信任。在人工智能这一高度敏感领域，信任的构建尤为关键。行动计划以“智能向善”为价值引领，以“以人为本”为根本遵循，致力于在价值观层面凝聚全球共识，但从价值认同到行动协同，中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。如何在具体合作中培育互信？如何在分歧中寻求共识？又如何在竞争中保持合作？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。

（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、经济学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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